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郁建興 :發揮政府在數字化改革中的關鍵作用

編輯: 時間:2021年04月06日 訪問次數:0

文來源于《法治日報》,2021年3月3日。

當前,數字化已是全球發展的最強驅動力之一。在今年浙江等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,“推進數字化改革”“一體建設數字政府、數字經濟、數字社會”成為“十四五”開局之年“全面深化改革開放”的重要舉措。

黨的十八大以來,我國的數字化發展已經歷了從“互聯網+政務服務”到政府數字化轉型和數字化改革等三個階段。第一階段以2015年國務院提出的“互聯網+”為標志,無論是浙江省率先啟動的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,還是江蘇省提出的“不見面審批”、湖北省武漢市提出的“馬上辦、網上辦、一次辦”的“三辦”改革,抑或上海探索的“一網通辦”等,這些改革的共同特征就是以數字技術作為工具,通過業務數據化再造服務流程,實現更高效率的服務供給。

數字技術推動的治理變革有其內在規律和邏輯,業務數據化的推進為數據業務化奠定了基礎。廣東、浙江等“互聯網+政務服務”的先行省份都注意到了這一趨勢,并率先啟動了政府數字化轉型,致力于用好數字技術,使其成為推動政府組織形態和運行機制變革的關鍵驅動力。以浙江省為例,在這一時期,浙江省初步實現從業務驅動、主體驅動向數據驅動轉型,構建了以“浙政釘”“浙里辦”為載體的數字治理界面,初步展現了數據驅動的現代治理新形態。在這一時期,數字技術已經不再只是工具,也成為了政府組織運行的機制,降低了政府的組織成本,提升了運行的協同性。

進入數字時代,數字技術不僅能夠推動政府組織形態的重塑,也推動了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的全面轉型。在數字化改革中,政府本身既是核心主體和對象,也是引領數字技術重塑經濟社會運行方式的關鍵行動者。就數字經濟而言,企業固然可以直接引入數字技術來降低信息成本,提升要素資源配置效率,但由市場主體推動整體經濟結構和運行的數字化轉型,如同在不受知識產權保護的情景下追求創新,是一種賠本買賣。所以,在基礎規則和平臺建設中,政府不能缺位。當然,政府主導并不是說政府包辦,多元主體參與顯得更為重要,在這里,政府不能越位。

就數字社會而言,政府的數字化改革必然撬動作為共治方的社會進行相應地轉型,政府需要扮演數字化改革中的元治理者角色,通過政策引導和能力支持,推動數字社會建設,包括數字時代社會運行基本規則的調整、社會主體間關系模式的轉型、社會主體數字基礎能力的提升、社會空間與數字空間的嵌入協調等。這些轉型,反過來也要求政府結構和運行機制作出適應性調整,誘導市場結構和規則的變遷,形成數字政府、數字經濟、數字社會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新格局。它們之間能否跳出內卷的風險,政府是關鍵變量。在這個意義上,數字技術已經不只是一種工具或機制,其本身或將成為數字時代經濟社會正常運轉的底色。

春江水暖鴨先知!中國是全球數字經濟第一大國,也是積極運用數字技術實現公共治理轉型的弄潮兒,更是數字時代主動擁抱數字技術開展全領域系統性改革的先行者。相較于其他國家和地區,中國較早地遇到了數字時代的新挑戰、新機遇。如“互聯網+”等新興經濟形態是市場在新技術條件下的自發探索,它能夠激發市場潛力,也容易引發公共風險。在缺乏規制的情況下,這些新經濟行業中出現了包括行業壟斷、金融風險等諸多問題,亟須政府介入。

如數字技術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運用,的確在短期內提高了基層社會治理的效率,更好地提供了如治安、矛盾糾紛迅速調解等基礎公共品和公共服務,但也遇到了政府權力對私人空間的不恰當干預而帶來的新矛盾等。這些問題和挑戰進一步激發了先行地區的探索精神。浙江省剛剛提出“全面推進數字化改革,努力打造‘重要窗口’重大標志性成果”的新目標,其中系統提出推進數字化改革的五個重點領域,包括黨政機關整體智治、數字政府、數字經濟、數字社會和數字法治等。上海在今年1月提出的城市數字化轉型方案中,同樣提出了經濟、生活和治理全面數字化轉型的新目標。

我們可以預期,來自先發地區的先行先試,將為數字中國建設提供重要的理論和制度經驗,并將引領全球數字變革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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